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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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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今日李铁二审宣判，足坛反腐案最新汇总如下：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铮一审被判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国足原主教练李铁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二审维持原判。
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一审被判14年，并处罚金400万
【未判】
中国足球协会裁判管理部原部长谭海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中国足球协会原秘书长刘奕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60万元
中超公司原董事长马成全获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
中国足球协会原主席陈戌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国足球协会原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原部长陈永亮被判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
中国足协原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未开庭）
【已判】
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原部长黄松受贿案一审获刑7年，并处罚金60万元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李毓毅一审被判11年，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武汉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武汉市足球协会原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付翔获刑11年，并处罚金140万
成都市足球协会原主席兼秘书长、中国足球协会执委会原成员辜建明一审获刑6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成都市足球协会原专职副主席刘刚被判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原副主任、武汉市足球管理中心竞赛部原部长刘磊受贿罪、行贿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中国足球协会战略规划部原部长戚军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未开庭）
（天天）
【球队数据】
英超转会通胀，已经走到了“资产脱锚”的阶段。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官方队徽
欧足联财务可持续性研究部主任特拉韦索今年3月有过一个清晰的警告：英超收入已占全欧洲所有俱乐部总收入的四分之一，40%的顶级球员集中在英超，其中不少人甚至只能坐板凳。
第二层是完全放弃顶级溢价竞争的非英超俱乐部。国际米兰在2023到2025这三年执行严格成本控制，低价免签、高价出售卢卡库、阿什拉夫、奥纳纳套现，在2024/25财年重回盈利，阵容成本卡在欧足联70%红线以内，2026年正式退出FFP和解协议监管，完全转向可持续运营。
新SCR规则又允许非欧战俱乐部将成本推高至115%，这会“迫使其他欧洲俱乐部为了维持竞争力而承担不必要的财务风险”。现实已经验证了这个判断——意甲、德甲、法甲这个夏窗基本都是在给英超出货。德甲整个夏天净卖人赚了3565万欧，法甲净收入7亿欧。
这些案例不是偶发的经营不善，而是通胀螺旋下被挤出竞争序列的标准样本——你不跟着烧钱就留不住人，跟着烧又烧不起，只能一步步出清。
两条线一夹，花得越多、买人的空间反而越窄。热刺今夏砸下3.2亿英镑引援，足球金融专家博尔森直接警告说，这支球队已无欧战、年收入缺口约1亿英镑，一旦拿到欧战资格反而马上撞上欧足联三年累计亏损不超6000万欧元的红线。
SCR规则最致命的后果不是限制花钱，而是改变了卖人的逻辑。过去，强队卖人是“看价格合不合适”，现在是“不卖就买不了”。切尔西今夏把内托标价1亿英镑，德转身价不过6000万欧，这不是漫天要价，而是切尔西必须在SCR的账本上腾出引援额度。
RB莱比锡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连续出售所有核心主力，从恩昆库到格瓦迪奥尔到索博斯洛伊到迪奥曼德，累计套现超6亿欧元，彻底放弃竞拍亿元级球员，专做小妖低买高卖。这两家是“我退出、不玩了”的案例，主动放弃和英超在溢价竞拍上比拼财力。
第三层是在通胀压力下已经崩盘的俱乐部。塞维利亚净资产跌至负1.23亿欧元，资不抵债，薪资成本占营收比例逼近100%，被西甲薪资帽彻底锁死，最终俯冲西乙。前英超冠军莱斯特城两次降级后工资支出依旧对标BIG6，核心球员接连免签离队，现在直接跌进英甲。
但这还不是最值得警惕的。真正异常的指标是这个：20家英超俱乐部中有14家总支出超过1亿英镑，全窗有四笔交易突破1亿英镑大关，而欧洲其他所有联赛加起来这个数字只有一笔。
这两个联赛已经事实上沦为英超的球员供给端。
第一层是英超内部仍在顶住溢价、用SCR“合法作弊”的俱乐部。切尔西今夏通过卖人回收4.478亿欧，曼城靠出售2.97亿英镑球员来支撑夏窗买人。他们的玩法是把成本摊销到未来五六年，把实际现金流压力藏进财报里。
2026年夏窗的化验单上有一项指标格外刺眼：英超20家俱乐部内部互相买卖球员的交易额，占到了当季总转会投入的差不多一半。这不是一个联赛在靠外部输血，而是一群玩家关起门来，把同一批筹码循环着越炒越贵。
这套通胀螺旋传导的结果，已经把欧洲足坛的玩家分成了三层。
但这种玩法的前提是俱乐部估值增速始终跑赢资金成本——美资控股的俱乐部占英超半数以上，用华尔街的逻辑把球员当概念股炒，溢价超50%还能面不改色地继续买。只要美联储不加息、球队估值不掉，这套逻辑就还能自洽。
预后分级：谁在顶住、谁在出局、谁会先崩
任意两个指标同时出现负面异动，通胀螺旋就会从自我循环变成逆向收缩——溢价率先坍塌，出售压力从“为腾额度”变成“还债刚需”，中小俱乐部批量出清。
英超自己的收入确实最高，年度营收达到79.79亿欧元，但这个收入规模只比西甲多出不到一倍，转会投入却是五倍以上。
RB莱比锡核心球员转会去向汇总海报
英超联赛官方
这一轮的病灶，不在“钱多”，而在“定价权内部化”。
英超今夏总转会投入40.77亿欧元，净支出13.5亿英镑。意甲、德甲、西甲、法甲四个联赛加起来花了约33亿欧元出头，英超一家就占了五大联赛总盘子的55%。换句话说，英超烧掉的钱，比欧洲大陆四个顶级联赛的总和还多出一个德甲的体量。
但这些都是外因，把病因全推给“有钱人来了”会漏掉最关键的一个内因。
这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发生、由谁来承接第一轮冲击的问题。西甲联盟主席特巴斯把英超当前的财务状况比作“十五年前的西甲”——俱乐部整个赛季随便花，赛季结束才去查账，“就像确认病人死亡，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2026夏窗英超内部交易额暴涨到16.27亿英镑，占比跳升到约一半。不是英超球员突然集体升值了一倍，而是SCR把转会变成了一场“越买越贵、越卖越贵”的自循环。这套循环还能转下去，暂时不会停。
外部因素——转播权收入增长、新资本收购俱乐部——确实在早期推动了通胀加速。
化验单上的三个异常指标
26/27赛季夏窗转会费TOP20引援榜单
2026-27赛季起，英超本土正式实施SCR规则，要求俱乐部在球员薪资、转会费摊销、经纪人佣金上的总开销，不得超过总营收的85%，超出部分还要面对115%的硬性红线。欧足联对参加欧战的俱乐部还有更严的控制要求——阵容成本不得超过收入的70%。
西甲联盟高管戈麦斯算过一笔账：按收入比例，英超合理的转会支出应该在15亿欧元上下，实际花掉的40亿多出来的部分不是经营赚来的，是股东直接注资和永续债务滚存。
恩佐·费尔南德斯1.45亿欧从切尔西转投曼城、摩根·罗杰斯1.38亿欧从维拉转会切尔西、埃利奥特·安德森1.35亿欧从诺丁汉森林加盟曼城——这三笔交易全是英超球队之间的内部倒手，球员连国门都没出。
2024-25赛季全联盟20家俱乐部合计净亏损20.27亿欧元，这是连续第七年全联盟整体亏损，全靠老板往里面填钱。
转会费已经完全脱离球员场上表现的基本面，变成俱乐部之间互相拉高估值的金融游戏。
把2026年夏窗数据和前些年放在一起，趋势很清楚。
财务专家威尔逊把这叫做“英超溢价”，说白了就是同一个联赛的玩家互相抬轿子，把价格抬到了跟实力没有任何关系的水平。
每卖出一个高价本土球员，就能换取下一次买入的空间。这种“为腾额度而出售”的刚需，直接导致英超内部交易的溢价率快速冲进危险区——交易不是为了竞技补强，而是为了满足财务合规，转会费第一次跟球员本事脱了钩。
2013/14赛季英超首次大幅更新全球转播权合同，俱乐部年均收入增速从6.7%抬升到9.4%；2016年博格巴1.05亿欧回归曼联，把亿元转会从偶发事件变成常态；2022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收购纽卡、伯利财团收购切尔西，两家俱乐部开启囤积式引援，把军备竞赛从BIG6扩散到全场次。
这病是内因驱动的：SCR规则倒逼出的自我循环
溢价水平同样失控。2026年夏窗全欧6笔破亿欧转会。英超内部交易的平均溢价只会更高，因为卖方知道买方不缺现金，而且买方买的是“确定性”——一个已经在英超证明自己战力的球员，适应风险远小于外援。
转会通胀螺旋目前处于高位盘整的中后期阶段。它不是泡沫即将破灭的前夜，但已经开始进入“只欠一个拐点”的区间。
但它的脆弱性也藏在这里：一旦英超转播权续约涨幅放缓、全球信贷环境收紧、美资控股的俱乐部融资成本上升，那些堆出来的账面利润和滚动债务就全得现原形。
这套传导链本身的脆弱性，从来不是“钱太多”，而是定价的锚已经不在球员脚下了，在SCR规则的缝隙和美资基金的资产负债表里。一旦这两个锚松动，整条链子会从内部成交溢价最先塌陷的地方开始，传遍整个欧洲。
【历史交锋】
撰稿/左瑞 从国字号到地方军，从职业队到青少年，海外拉练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对贵州足球来说，10月10日前往韩国，是其青训史上第一次海外拉练——贵州省足协此举不是“闹着玩”，更不愿“走过场”，而是满怀着学习的渴望、对抗的决心，可以说，下足了功夫。
自希丁克时代起，坡州NFC就是历届韩国队出征世界杯决赛圈的官方训练基地，也是韩国足协技术部门的办公地点。今年夏天庆州NFC因故无法使用，时任主教练洪明甫率队重返坡州NFC备战美加墨世界杯，这段插曲也被韩国球迷视为“重回福地”。
贵州U16队的问询得到了坡州NFC的欢迎和支持。已移交当地多年的坡州NFC，目前由K2俱乐部坡州市民负责运营，除了一线队在此驻扎训练外，接纳海内外球队集训，也是该俱乐部的业务之一。现任俱乐部总经理皇甫官是韩国足球名宿，效力韩国队期间取得了10个进球，参加过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华城西部U18队是来自京畿道另一城市华城的一家私人投资青训机构，今年在各项韩国青少年赛事中均有出色表现，不仅在韩国校园足球顶级赛事——白云旗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中成功入围16强，还获得了京畿道高中联赛亚军，更让人侧目的是，他们在水平最高的青少年赛事——全国高中王中王战也进入了16强。
坐镇坡州NFC的另一个原因，是此处在韩国足球界无人不知，场地条件大家都心知肚明。此外，坡州NFC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管理模式，包括地处市郊外出购物观光颇为不便的环境，也正中贵州方面的下怀——“我们不是去旅游的。”
坡州国家足球中心多功能楼外景
李恒超认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很重要，这次韩国之行的“探索意义”和对贵州青训建设的长远价值不容低估。他要求全体教练员、球员在韩期间用心体会异国青训的氛围和细节，回国后每个人都要提交训练心得、比赛收获，“过去，贵州的孩子没有条件到国外集训，你们现在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贵州省足协自今年7月开始筹备海外拉练，合作方代表很快应约与皇甫官进行了接洽，谈妥了场地食宿等基本条件后，皇甫官本想邀请贵州客人们到坡州市民主场观看比赛，但他查看了K2赛程后连呼可惜——在贵州球队集训时间内（10日—23日），最适合观战的是10月17日，可惜该队是客场作战，“如果下次再来，希望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
职业俱乐部梯队水原三星U18队来自京畿道水原市，这支韩国乃至亚洲足坛的传统豪门虽然目前在K2，但拥有韩国顶尖的青训体系。由于水原三星U18队近期有全国俱乐部梯队联赛的任务，无法到坡州NFC参赛，为此，他们邀请贵州U16队前往水原世界杯球场，在外场来一次“中韩对抗”。
半年前，贵州省足协聘请了韩国教练团队，“全省一盘棋”的贵州足球自此全面引进韩式青训体系。海外拉练第一站选择韩国，第二站可能还是韩国，也可能是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只要适合贵州足球，我们都会继续争取省体育局的支持，为球队创造更好的条件。”李恒超说。
据了解，贵州省足协国庆期间就委派专人到坡州打前站，与皇甫官、金炫忠等俱乐部官员落实集训相关细节，从六块训练场地、两个力量房全天不同时段的选择，到安排大巴接送，甚至基地餐厅之外，有没有合适的韩餐或中餐馆偶尔换换口味……事无巨细，都做了安排。
据了解，贵州U16队于今年初开始组建，经过冬训冬赛、村甲杯、省运会男足赛事的多次选拔，以及国庆期间的集训营，确定了此次赴韩的28人名单。大部分队员都是高一的学生，平时分散在各地的校园进行训练，周末和节假日则集中在贵州省青训中心旗下接受强化训赛。
坡州开拓者俱乐部总经理皇甫官
据了解，以上“四大门派”基本涵盖了韩国青训的全部生态，与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球队交手，会让贵州孩子有机会更完整、更深刻地体验韩国青训的特点。由于贵州U16队教练组本着“锻炼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始终坚持要以小打大，最终敲定了4个U18队的对手。
出行前，合作方代表、前方委派人员的信息一一反馈回来后，省足协和球队教练组逐条回复，作息安排、用餐时间、训练时间、比赛日程、后勤保障、应急预案……在贵阳与坡州之间很快形成了共识。所有的细节和考虑汇总在一起，都是为了让贵州的精英梯队不虚此行。
按照事先确定的日程计划，贵州U16队将在4天的适应期和连日的训练过后，在坡州NFC迎来第一个到访的切磋对象——江华高中。据介绍，江华高中是一支来自仁川的校园足球劲旅，曾获得仁川足协会长杯亚军、首尔仁川地区高中联赛季后赛冠军，2023年还夺得金石杯全国足球大会U17季军。
要让孩子们在高质量的训练中学有所得，从高强度的对抗中习有所获，拉练期间选择什么样的比赛对手至关重要。最终，经过合作伙伴的多方联络、贵阳与坡州两地间的多次协商，贵州U16队此行已确定了4个不同风格的韩国对手，分别是足球战绩突出的高中、民间青训机构，以及职业俱乐部梯队和地方足协代表队。
这次是上学期间，但赴韩集训两周的决定，得到了球员、家长、学校的理解和支持。贵州省足协除了在食宿训赛方面委托合作方提前做好安排，还落实了坡州NFC的学习场所，以供全体队员在训练之余线上学习、完成作业。
球队启程前，贵州省足协秘书长李恒超特意赶赴广州做了出征动员：“大家要记住，在韩国，你们不仅代表着贵州足球，还代表着中国。”28名球员中，只有少数孩子有过跟随家长出境旅游的经历，所有人都是第一次以球队成员的身份出国。
虽然错过了体验韩国联赛现场氛围的机会，但贵州U16队进驻坡州NFC期间，少不了要和坡州市民一线队在一栋楼里同吃同住，两块场地各自训练。能够近距离感受韩国职业队的日常训练备战，对贵州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额外的收获。据悉，皇甫官这段时间将外出公干，为此他已经交代俱乐部运营主管金炫忠，专门负责与贵州U16队的翻译对接，“务必让中国的客人满意。”
贵州省足协秘书长李恒超
当地时间10日13点55分，CZ337航班在仁川国际机场降落，贵州省U16代表队（下简称贵州U16队）一行34人顺利抵达韩国，随即集体乘车前往坡州国家足球中心（坡州NFC）——在这块曾经的韩国足球圣地，他们将进行为期两周的封闭集训，其间的高质量比赛不少于4场。
同样来自华城的，还有华城市足协U18代表队，从“王中王战”的表现来看，这支由地方足协资助培养的球队实力更加强劲，该队夺得了全国高中王中王战的第三名。华城市足协同样有着完备的青训梯队和强烈的国际交流意愿，其U14、U15梯队今年曾先后来华，参加中韩青少年精英对抗赛和贵州“星火杯”国际青少年邀请赛。
设营坡州，同样不是一拍脑门做出的决定。据贵州省足协的韩国合作方介绍，作为京畿道的下辖市，坡州距首尔约40公里，与仁川机场仅1小时车程，便于球队的接送出行；韩国国家队的大本营迁至庆州后，坡州NFC设施完备、运作成熟、收费合理，而且在较短的辐射半径内能找到更多的强队交手。
4场教学对抗赛中的唯一客场，无疑将丰富贵州U16队的海外行程，也是他们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我们这次拉练没有任何短期目标，也没有对比赛胜负的任何要求，只想让孩子们认真学习、勇敢挑战、深入体验韩国青训。”李恒超认为，只有高水平、高强度的对抗，才能让孩子们真正从中受益，获得提升，从而以更大的心胸迈向更高的境界。
【球员介绍】
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层的“小事”，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实在令人担心。
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
“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但他们会说：还好当初学了足球，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团队运动，要和队友一起合作，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判断力、执行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
归根结底，踢球的孩子，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对于青训来说，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孰轻孰重，孰因孰果，确实值得思考。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恐怕不是某一条“训练方法”，而是一整套对“人”的理解：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冒险的心理，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对于足球来说，在这种心理之外，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才能不断成长。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表现自己，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
“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围人逊色，踢不上比赛，被教练批评，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
“相反，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心怀不甘的孩子，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没法自如发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关键在于——青训岗位把“足球判断权”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
井上说：“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
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补的，在家庭、学校、社会里学到的东西，与踢球学到的东西，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讲究耐心，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反复给孩子机会，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也能有机会出头……井上认为，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
“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那是一场正式比赛，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试图去讲话时，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面对队友在讲了：如何组织、如何解决问题、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
“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其实正在发生变化。”
“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大多球员是在18岁，在日本来说，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绝对不会在12岁、15岁就盖棺定论。”
井上回忆，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去成长。
“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那他就不配做教练。”
“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去足球培训班学习，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
井上孝浩，日本青训从业者，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关于青训，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从他的视频分享中，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即足球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
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集体化从众心理等，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井上认为，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并承担责任。父母、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决定目标，制定计划，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这番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前国脚杨旭就说，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场上怎么踢，一切听教练的，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
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学校里也有足球课，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而真想继续踢好球，要靠个人去俱乐部、社会机构“练级”。
“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决定派谁上时，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做出公正评价，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时常有这样的传闻：为让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甚至家长还要“上供”，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
“对于教练来说，两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教练说出怎样的话、给予怎样的指导，这很重要。比如说‘输球就是因为你’、‘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这类话，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第二，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
“你如果问日本教练，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上学更重要。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
“我们作为教练，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觉得‘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最后反而没成。”
“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怀着敬仰去尊重，但前辈借此去支配、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已经逐渐改变了。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让后辈观察和学习，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
“在日本，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对队友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再比如球队器材，捡球、搬球门、摆放标志桶……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自己动手。”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足球。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直接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回答采访，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
“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是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是足球教练。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左右，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体操、跳箱、垫上运动、躲避球之类。”
一个社会、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有时候，要想做出改变，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井上认为，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
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让孩子对自己负责、让家长对环境负责；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把“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能否踢成职业”这个执念，从青少年身上拿掉。
“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作为管理者，我会严肃提醒他们。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
杨旭说：“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而不是教练指挥。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内容自己填写，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就应该这么踢，必须这么踢。”
在井上的理念中，树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对孩子们来说，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思维习惯上的疾瘤，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
“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学、直到22岁，都能持续接受青训，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很开心，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他就成长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更成熟、更能承担责任——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二头）
【比赛分析】
今日李铁二审宣判，足坛反腐案最新汇总如下：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铮一审被判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国足原主教练李铁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二审维持原判。
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一审被判14年，并处罚金400万
【未判】
中国足球协会裁判管理部原部长谭海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中国足球协会原秘书长刘奕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60万元
中超公司原董事长马成全获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
中国足球协会原主席陈戌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国足球协会原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原部长陈永亮被判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
中国足协原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未开庭）
【已判】
中国足球协会竞赛部原部长黄松受贿案一审获刑7年，并处罚金60万元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李毓毅一审被判11年，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武汉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武汉市足球协会原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付翔获刑11年，并处罚金140万
成都市足球协会原主席兼秘书长、中国足球协会执委会原成员辜建明一审获刑6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成都市足球协会原专职副主席刘刚被判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原副主任、武汉市足球管理中心竞赛部原部长刘磊受贿罪、行贿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中国足球协会战略规划部原部长戚军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未开庭）
（天天）
【球队数据】
英超转会通胀，已经走到了“资产脱锚”的阶段。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官方队徽
欧足联财务可持续性研究部主任特拉韦索今年3月有过一个清晰的警告：英超收入已占全欧洲所有俱乐部总收入的四分之一，40%的顶级球员集中在英超，其中不少人甚至只能坐板凳。
第二层是完全放弃顶级溢价竞争的非英超俱乐部。国际米兰在2023到2025这三年执行严格成本控制，低价免签、高价出售卢卡库、阿什拉夫、奥纳纳套现，在2024/25财年重回盈利，阵容成本卡在欧足联70%红线以内，2026年正式退出FFP和解协议监管，完全转向可持续运营。
新SCR规则又允许非欧战俱乐部将成本推高至115%，这会“迫使其他欧洲俱乐部为了维持竞争力而承担不必要的财务风险”。现实已经验证了这个判断——意甲、德甲、法甲这个夏窗基本都是在给英超出货。德甲整个夏天净卖人赚了3565万欧，法甲净收入7亿欧。
这些案例不是偶发的经营不善，而是通胀螺旋下被挤出竞争序列的标准样本——你不跟着烧钱就留不住人，跟着烧又烧不起，只能一步步出清。
两条线一夹，花得越多、买人的空间反而越窄。热刺今夏砸下3.2亿英镑引援，足球金融专家博尔森直接警告说，这支球队已无欧战、年收入缺口约1亿英镑，一旦拿到欧战资格反而马上撞上欧足联三年累计亏损不超6000万欧元的红线。
SCR规则最致命的后果不是限制花钱，而是改变了卖人的逻辑。过去，强队卖人是“看价格合不合适”，现在是“不卖就买不了”。切尔西今夏把内托标价1亿英镑，德转身价不过6000万欧，这不是漫天要价，而是切尔西必须在SCR的账本上腾出引援额度。
RB莱比锡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连续出售所有核心主力，从恩昆库到格瓦迪奥尔到索博斯洛伊到迪奥曼德，累计套现超6亿欧元，彻底放弃竞拍亿元级球员，专做小妖低买高卖。这两家是“我退出、不玩了”的案例，主动放弃和英超在溢价竞拍上比拼财力。
第三层是在通胀压力下已经崩盘的俱乐部。塞维利亚净资产跌至负1.23亿欧元，资不抵债，薪资成本占营收比例逼近100%，被西甲薪资帽彻底锁死，最终俯冲西乙。前英超冠军莱斯特城两次降级后工资支出依旧对标BIG6，核心球员接连免签离队，现在直接跌进英甲。
但这还不是最值得警惕的。真正异常的指标是这个：20家英超俱乐部中有14家总支出超过1亿英镑，全窗有四笔交易突破1亿英镑大关，而欧洲其他所有联赛加起来这个数字只有一笔。
这两个联赛已经事实上沦为英超的球员供给端。
第一层是英超内部仍在顶住溢价、用SCR“合法作弊”的俱乐部。切尔西今夏通过卖人回收4.478亿欧，曼城靠出售2.97亿英镑球员来支撑夏窗买人。他们的玩法是把成本摊销到未来五六年，把实际现金流压力藏进财报里。
2026年夏窗的化验单上有一项指标格外刺眼：英超20家俱乐部内部互相买卖球员的交易额，占到了当季总转会投入的差不多一半。这不是一个联赛在靠外部输血，而是一群玩家关起门来，把同一批筹码循环着越炒越贵。
这套通胀螺旋传导的结果，已经把欧洲足坛的玩家分成了三层。
但这种玩法的前提是俱乐部估值增速始终跑赢资金成本——美资控股的俱乐部占英超半数以上，用华尔街的逻辑把球员当概念股炒，溢价超50%还能面不改色地继续买。只要美联储不加息、球队估值不掉，这套逻辑就还能自洽。
预后分级：谁在顶住、谁在出局、谁会先崩
任意两个指标同时出现负面异动，通胀螺旋就会从自我循环变成逆向收缩——溢价率先坍塌，出售压力从“为腾额度”变成“还债刚需”，中小俱乐部批量出清。
英超自己的收入确实最高，年度营收达到79.79亿欧元，但这个收入规模只比西甲多出不到一倍，转会投入却是五倍以上。
RB莱比锡核心球员转会去向汇总海报
英超联赛官方
这一轮的病灶，不在“钱多”，而在“定价权内部化”。
英超今夏总转会投入40.77亿欧元，净支出13.5亿英镑。意甲、德甲、西甲、法甲四个联赛加起来花了约33亿欧元出头，英超一家就占了五大联赛总盘子的55%。换句话说，英超烧掉的钱，比欧洲大陆四个顶级联赛的总和还多出一个德甲的体量。
但这些都是外因，把病因全推给“有钱人来了”会漏掉最关键的一个内因。
这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发生、由谁来承接第一轮冲击的问题。西甲联盟主席特巴斯把英超当前的财务状况比作“十五年前的西甲”——俱乐部整个赛季随便花，赛季结束才去查账，“就像确认病人死亡，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2026夏窗英超内部交易额暴涨到16.27亿英镑，占比跳升到约一半。不是英超球员突然集体升值了一倍，而是SCR把转会变成了一场“越买越贵、越卖越贵”的自循环。这套循环还能转下去，暂时不会停。
外部因素——转播权收入增长、新资本收购俱乐部——确实在早期推动了通胀加速。
化验单上的三个异常指标
26/27赛季夏窗转会费TOP20引援榜单
2026-27赛季起，英超本土正式实施SCR规则，要求俱乐部在球员薪资、转会费摊销、经纪人佣金上的总开销，不得超过总营收的85%，超出部分还要面对115%的硬性红线。欧足联对参加欧战的俱乐部还有更严的控制要求——阵容成本不得超过收入的70%。
西甲联盟高管戈麦斯算过一笔账：按收入比例，英超合理的转会支出应该在15亿欧元上下，实际花掉的40亿多出来的部分不是经营赚来的，是股东直接注资和永续债务滚存。
恩佐·费尔南德斯1.45亿欧从切尔西转投曼城、摩根·罗杰斯1.38亿欧从维拉转会切尔西、埃利奥特·安德森1.35亿欧从诺丁汉森林加盟曼城——这三笔交易全是英超球队之间的内部倒手，球员连国门都没出。
2024-25赛季全联盟20家俱乐部合计净亏损20.27亿欧元，这是连续第七年全联盟整体亏损，全靠老板往里面填钱。
转会费已经完全脱离球员场上表现的基本面，变成俱乐部之间互相拉高估值的金融游戏。
把2026年夏窗数据和前些年放在一起，趋势很清楚。
财务专家威尔逊把这叫做“英超溢价”，说白了就是同一个联赛的玩家互相抬轿子，把价格抬到了跟实力没有任何关系的水平。
每卖出一个高价本土球员，就能换取下一次买入的空间。这种“为腾额度而出售”的刚需，直接导致英超内部交易的溢价率快速冲进危险区——交易不是为了竞技补强，而是为了满足财务合规，转会费第一次跟球员本事脱了钩。
2013/14赛季英超首次大幅更新全球转播权合同，俱乐部年均收入增速从6.7%抬升到9.4%；2016年博格巴1.05亿欧回归曼联，把亿元转会从偶发事件变成常态；2022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收购纽卡、伯利财团收购切尔西，两家俱乐部开启囤积式引援，把军备竞赛从BIG6扩散到全场次。
这病是内因驱动的：SCR规则倒逼出的自我循环
溢价水平同样失控。2026年夏窗全欧6笔破亿欧转会。英超内部交易的平均溢价只会更高，因为卖方知道买方不缺现金，而且买方买的是“确定性”——一个已经在英超证明自己战力的球员，适应风险远小于外援。
转会通胀螺旋目前处于高位盘整的中后期阶段。它不是泡沫即将破灭的前夜，但已经开始进入“只欠一个拐点”的区间。
但它的脆弱性也藏在这里：一旦英超转播权续约涨幅放缓、全球信贷环境收紧、美资控股的俱乐部融资成本上升，那些堆出来的账面利润和滚动债务就全得现原形。
这套传导链本身的脆弱性，从来不是“钱太多”，而是定价的锚已经不在球员脚下了，在SCR规则的缝隙和美资基金的资产负债表里。一旦这两个锚松动，整条链子会从内部成交溢价最先塌陷的地方开始，传遍整个欧洲。
【历史交锋】
撰稿/左瑞 从国字号到地方军，从职业队到青少年，海外拉练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对贵州足球来说，10月10日前往韩国，是其青训史上第一次海外拉练——贵州省足协此举不是“闹着玩”，更不愿“走过场”，而是满怀着学习的渴望、对抗的决心，可以说，下足了功夫。
自希丁克时代起，坡州NFC就是历届韩国队出征世界杯决赛圈的官方训练基地，也是韩国足协技术部门的办公地点。今年夏天庆州NFC因故无法使用，时任主教练洪明甫率队重返坡州NFC备战美加墨世界杯，这段插曲也被韩国球迷视为“重回福地”。
贵州U16队的问询得到了坡州NFC的欢迎和支持。已移交当地多年的坡州NFC，目前由K2俱乐部坡州市民负责运营，除了一线队在此驻扎训练外，接纳海内外球队集训，也是该俱乐部的业务之一。现任俱乐部总经理皇甫官是韩国足球名宿，效力韩国队期间取得了10个进球，参加过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华城西部U18队是来自京畿道另一城市华城的一家私人投资青训机构，今年在各项韩国青少年赛事中均有出色表现，不仅在韩国校园足球顶级赛事——白云旗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中成功入围16强，还获得了京畿道高中联赛亚军，更让人侧目的是，他们在水平最高的青少年赛事——全国高中王中王战也进入了16强。
坐镇坡州NFC的另一个原因，是此处在韩国足球界无人不知，场地条件大家都心知肚明。此外，坡州NFC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管理模式，包括地处市郊外出购物观光颇为不便的环境，也正中贵州方面的下怀——“我们不是去旅游的。”
坡州国家足球中心多功能楼外景
李恒超认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很重要，这次韩国之行的“探索意义”和对贵州青训建设的长远价值不容低估。他要求全体教练员、球员在韩期间用心体会异国青训的氛围和细节，回国后每个人都要提交训练心得、比赛收获，“过去，贵州的孩子没有条件到国外集训，你们现在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贵州省足协自今年7月开始筹备海外拉练，合作方代表很快应约与皇甫官进行了接洽，谈妥了场地食宿等基本条件后，皇甫官本想邀请贵州客人们到坡州市民主场观看比赛，但他查看了K2赛程后连呼可惜——在贵州球队集训时间内（10日—23日），最适合观战的是10月17日，可惜该队是客场作战，“如果下次再来，希望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
职业俱乐部梯队水原三星U18队来自京畿道水原市，这支韩国乃至亚洲足坛的传统豪门虽然目前在K2，但拥有韩国顶尖的青训体系。由于水原三星U18队近期有全国俱乐部梯队联赛的任务，无法到坡州NFC参赛，为此，他们邀请贵州U16队前往水原世界杯球场，在外场来一次“中韩对抗”。
半年前，贵州省足协聘请了韩国教练团队，“全省一盘棋”的贵州足球自此全面引进韩式青训体系。海外拉练第一站选择韩国，第二站可能还是韩国，也可能是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只要适合贵州足球，我们都会继续争取省体育局的支持，为球队创造更好的条件。”李恒超说。
据了解，贵州省足协国庆期间就委派专人到坡州打前站，与皇甫官、金炫忠等俱乐部官员落实集训相关细节，从六块训练场地、两个力量房全天不同时段的选择，到安排大巴接送，甚至基地餐厅之外，有没有合适的韩餐或中餐馆偶尔换换口味……事无巨细，都做了安排。
据了解，贵州U16队于今年初开始组建，经过冬训冬赛、村甲杯、省运会男足赛事的多次选拔，以及国庆期间的集训营，确定了此次赴韩的28人名单。大部分队员都是高一的学生，平时分散在各地的校园进行训练，周末和节假日则集中在贵州省青训中心旗下接受强化训赛。
坡州开拓者俱乐部总经理皇甫官
据了解，以上“四大门派”基本涵盖了韩国青训的全部生态，与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球队交手，会让贵州孩子有机会更完整、更深刻地体验韩国青训的特点。由于贵州U16队教练组本着“锻炼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始终坚持要以小打大，最终敲定了4个U18队的对手。
出行前，合作方代表、前方委派人员的信息一一反馈回来后，省足协和球队教练组逐条回复，作息安排、用餐时间、训练时间、比赛日程、后勤保障、应急预案……在贵阳与坡州之间很快形成了共识。所有的细节和考虑汇总在一起，都是为了让贵州的精英梯队不虚此行。
按照事先确定的日程计划，贵州U16队将在4天的适应期和连日的训练过后，在坡州NFC迎来第一个到访的切磋对象——江华高中。据介绍，江华高中是一支来自仁川的校园足球劲旅，曾获得仁川足协会长杯亚军、首尔仁川地区高中联赛季后赛冠军，2023年还夺得金石杯全国足球大会U17季军。
要让孩子们在高质量的训练中学有所得，从高强度的对抗中习有所获，拉练期间选择什么样的比赛对手至关重要。最终，经过合作伙伴的多方联络、贵阳与坡州两地间的多次协商，贵州U16队此行已确定了4个不同风格的韩国对手，分别是足球战绩突出的高中、民间青训机构，以及职业俱乐部梯队和地方足协代表队。
这次是上学期间，但赴韩集训两周的决定，得到了球员、家长、学校的理解和支持。贵州省足协除了在食宿训赛方面委托合作方提前做好安排，还落实了坡州NFC的学习场所，以供全体队员在训练之余线上学习、完成作业。
球队启程前，贵州省足协秘书长李恒超特意赶赴广州做了出征动员：“大家要记住，在韩国，你们不仅代表着贵州足球，还代表着中国。”28名球员中，只有少数孩子有过跟随家长出境旅游的经历，所有人都是第一次以球队成员的身份出国。
虽然错过了体验韩国联赛现场氛围的机会，但贵州U16队进驻坡州NFC期间，少不了要和坡州市民一线队在一栋楼里同吃同住，两块场地各自训练。能够近距离感受韩国职业队的日常训练备战，对贵州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额外的收获。据悉，皇甫官这段时间将外出公干，为此他已经交代俱乐部运营主管金炫忠，专门负责与贵州U16队的翻译对接，“务必让中国的客人满意。”
贵州省足协秘书长李恒超
当地时间10日13点55分，CZ337航班在仁川国际机场降落，贵州省U16代表队（下简称贵州U16队）一行34人顺利抵达韩国，随即集体乘车前往坡州国家足球中心（坡州NFC）——在这块曾经的韩国足球圣地，他们将进行为期两周的封闭集训，其间的高质量比赛不少于4场。
同样来自华城的，还有华城市足协U18代表队，从“王中王战”的表现来看，这支由地方足协资助培养的球队实力更加强劲，该队夺得了全国高中王中王战的第三名。华城市足协同样有着完备的青训梯队和强烈的国际交流意愿，其U14、U15梯队今年曾先后来华，参加中韩青少年精英对抗赛和贵州“星火杯”国际青少年邀请赛。
设营坡州，同样不是一拍脑门做出的决定。据贵州省足协的韩国合作方介绍，作为京畿道的下辖市，坡州距首尔约40公里，与仁川机场仅1小时车程，便于球队的接送出行；韩国国家队的大本营迁至庆州后，坡州NFC设施完备、运作成熟、收费合理，而且在较短的辐射半径内能找到更多的强队交手。
4场教学对抗赛中的唯一客场，无疑将丰富贵州U16队的海外行程，也是他们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我们这次拉练没有任何短期目标，也没有对比赛胜负的任何要求，只想让孩子们认真学习、勇敢挑战、深入体验韩国青训。”李恒超认为，只有高水平、高强度的对抗，才能让孩子们真正从中受益，获得提升，从而以更大的心胸迈向更高的境界。
【球员介绍】
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层的“小事”，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实在令人担心。
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
“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但他们会说：还好当初学了足球，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团队运动，要和队友一起合作，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判断力、执行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
归根结底，踢球的孩子，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对于青训来说，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孰轻孰重，孰因孰果，确实值得思考。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恐怕不是某一条“训练方法”，而是一整套对“人”的理解：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冒险的心理，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对于足球来说，在这种心理之外，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才能不断成长。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表现自己，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
“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围人逊色，踢不上比赛，被教练批评，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
“相反，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心怀不甘的孩子，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没法自如发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关键在于——青训岗位把“足球判断权”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
井上说：“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
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补的，在家庭、学校、社会里学到的东西，与踢球学到的东西，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讲究耐心，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反复给孩子机会，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也能有机会出头……井上认为，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
“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那是一场正式比赛，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试图去讲话时，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面对队友在讲了：如何组织、如何解决问题、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
“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其实正在发生变化。”
“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大多球员是在18岁，在日本来说，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绝对不会在12岁、15岁就盖棺定论。”
井上回忆，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去成长。
“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那他就不配做教练。”
“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去足球培训班学习，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
井上孝浩，日本青训从业者，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关于青训，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从他的视频分享中，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即足球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
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集体化从众心理等，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井上认为，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并承担责任。父母、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决定目标，制定计划，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这番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前国脚杨旭就说，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场上怎么踢，一切听教练的，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
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学校里也有足球课，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而真想继续踢好球，要靠个人去俱乐部、社会机构“练级”。
“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决定派谁上时，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做出公正评价，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时常有这样的传闻：为让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甚至家长还要“上供”，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
“对于教练来说，两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教练说出怎样的话、给予怎样的指导，这很重要。比如说‘输球就是因为你’、‘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这类话，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第二，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
“你如果问日本教练，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上学更重要。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
“我们作为教练，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觉得‘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最后反而没成。”
“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怀着敬仰去尊重，但前辈借此去支配、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已经逐渐改变了。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让后辈观察和学习，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
“在日本，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对队友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再比如球队器材，捡球、搬球门、摆放标志桶……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自己动手。”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足球。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直接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回答采访，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
“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是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是足球教练。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左右，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体操、跳箱、垫上运动、躲避球之类。”
一个社会、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有时候，要想做出改变，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井上认为，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
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让孩子对自己负责、让家长对环境负责；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把“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能否踢成职业”这个执念，从青少年身上拿掉。
“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作为管理者，我会严肃提醒他们。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
杨旭说：“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而不是教练指挥。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内容自己填写，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就应该这么踢，必须这么踢。”
在井上的理念中，树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对孩子们来说，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思维习惯上的疾瘤，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
“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学、直到22岁，都能持续接受青训，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很开心，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他就成长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更成熟、更能承担责任——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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